研究项目

本计画将批判性地探讨在当代亚洲英语和当地语言文学和文化叙事中，海洋、河流和水体的形象。尽管在新兴的蓝色人文或海洋人文领域中，液体和水体的形式受到相当大的关注，但它们在亚洲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尚未得到系统的分析。本计画将采用跨亚洲框架，探讨亚洲作家和文化生产者如何赋予海洋流派、形式和图像活力，来表达超越帝国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联系模式。在此过程中，本计画将追溯亚洲之间的美学形式如何融入特定文化和社会定位的海洋思想，以修复破裂的人类与海洋关系。本计划将水体作为物质和象征空间，探讨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问题：在认识亚洲的过程中，海洋思维如何挑战空中和陆地为主的思维模式？亚洲工匠和文化工作者如何在作品形式和修辞设计中表达水生想像？本土海洋宇宙论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类与海洋关系的艺术表现？我深信，来自亚洲的艺术表现方式和作品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和形式资源，可以动摇以帝国主义和用途为本的知识生产体系，并使我们在人类世时代持续的海洋危机中，回归可持续的共存形式。

圆觉，即圆满的觉悟。11-15世纪，圆觉思想与信仰，滋养东亚诸多艺文典范。北宋前期，禅师雪窦于明月意象注入圆觉思想，以百首明月诗化解行脚僧之孤寂，创造新的文学意象与功能。北宋中期，杨杰最早将明月写入牧牛颂，将明月象征的圆觉境界绘制成图。南宋淳熙十年（1083），孝宗从纯禅角度御注《圆觉》，冠名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兴建圆觉阁，将圆觉塑造为国教。随后，潼川府路相继涌现四大圆觉洞石窟寺。其中，大足宝顶山圆觉道场两见明月图，铭刻「光明藏」。镰仓时代中期，职权北条时宗在镰仓兴建圆觉兴圣禅寺、大光明殿。朝鲜王朝前期，世祖在汉城兴建大圆觉寺、大光明殿、圆觉塔。琉球王国第二尚氏王朝前期，尚真王在首里兴建圆觉禅林、圆鉴池。类似孝宗的心态，每逢兴亡而重建国家信念，东亚王权屡选择圆觉信仰，故有四大圆觉寺作为国教空间。上述艺文典范，通过想象、视觉或空间，实践并传递圆觉信仰。本案首次以「东亚宗教艺文思想史」的方法，加以整体研究。

自小说是21世纪英语文学的一个重要面向。然而，鉴于其定义模糊，较少人清楚理解这一文学事件的意义。有人认为自小说是一种简单的混合体——部分自传加上部分虚构。也有人认为，在自小说中，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必须具备同一名字及生平。尽管存在理解上的差异，自小说这一事件已无法忽视。我们在为该计划收集初步数据时，找到了两千多部被归类为自小说的文学文本。自小说必然是关于作家和写作行为的故事，这些故事表达了构建文学场域的实际经验，包括在社交平台上扮演作者角色以及在人文学科中体验危脆状态。自小说文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普遍关注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例如与朋友、陌生人和社区的伦理政治关系，以及与动物、物质性和环境的超人类关系。 然而，由于概念的新颖及定义模糊，英语自小说的批评既分散又具有选择性。因此，我们首先通过实证研究来探讨自小说如何作为一个概念和写作实践出现。谁在写自小说？谁在出版？谁在阅读？谁在使用这个概念？如何使用？自小说如何在英语文学中成为一个事件？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并将相关的文学批评引向新的方向，我们借助计算文学研究（CLS）的工具。CLS是数码人文学的一部分，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来理解文学。我们收集了几百部重要的自小说文本，将这些作品数码化，并进行综合的多维定量分析。还采用已建立的词频及文类分析指标，以及基于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的更具实验性的技术。

结构是传奇创作关键的一环。晚明文人传奇动辄三十到六十出。如何组织、结构长篇传奇，诚为当时曲家关心的课题。论者指出，文人传奇的结构深受八股制艺之章法结构影响。诸如清初金圣叹、李渔的戏曲批评论理，均对制艺结构有所借鉴。至于金、李之前的晚明时期，制艺是否同样影响及传奇创作？这是目前学界未知的领域。此外，过往有关制艺与传奇结构交涉的讨论往往指出，传奇所呈现的起承转合和对称结构，都是受到制艺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古代多种文学体式都呈现出这些结构特征，可见此等类比是片面且不科学。申请人认为，八股制艺源自经解，其中结构方式既受经解「代圣人立言」的先天结构约束，又受到文学的后天结构影响。职是之故，本计划拟回归晚明的历史文化语境，选取晚明二十位代表曲家的传奇为例，以制艺的「先天结构」和「后天结构」为双重滤镜，探讨制艺结构曾否介入晚明传奇的创作、打破传奇结构固有的局限，并重新审视制艺介入传奇结构发展之文化内涵。

本项目拟撰写一部专著，以汪启淑（1728-1799）作微观视角，研究干隆时期的文学与诸种文化的关系，及呈现的文人心理。我们将发现，物质文化、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影响着文学的接受、写作与价值，亦促使了传统与现代（干隆当时）的角力与协商。 汪启淑活跃于清代干隆时期，他是盐商、收藏家、诗人、官员，喜爱游历、结客、编书。他一生的活动都连结着当时的文化圈子，有拥有特殊的社经地位，但却无法成为文化圈的第一流人物。四库开馆征书时，他是鲍廷博以外献书最多的藏书家，得到御赏；又以印癖闻名，编的《飞鸿堂印谱》是清代最重要的印谱之一。但他的诗文成就却鲜有人谈论，作品亦流传不广。以捐纳得官，使他的仕途无法跟正途出身的士人相提并论。清人记载他的事迹颇多讽刺其嗜古性格。今人编订的清代诗史和选集，亦不会提及他。总之，汪启淑是一个文化夹缝人物。通过他的行迹、交游和文艺活动，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干隆盛世的文学及文化。

辛约翰(1871-1909)在二十世纪爱尔兰文学备受推崇，特别是其戏剧创作，例如《西部痞子英雄》和《骑马下海人》，尤为后人所称颂。今年是辛约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其作品经常展示乡野、抵抗、想象的重要性，同时却也因其另类书写国家与女性而遭人诟病。辛约翰虽然在欧美文坛颇有名气，但相较于叶慈等塞尔特文艺复兴作家，其剧作在大中华地区较少人听闻。然而，自1920年代以来，辛约翰戏剧在中国及台湾已有九位译者，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这些译本虽质量可观，却少见相关研究。本计划将详细讨论辛约翰戏剧的中文译本，内容包九位译者：郭沫若、徐序瑄、田汉、彭镜禧、马清照、陈戈、蔡进松、张崇旗、谢志贤。为能进一步了解辛约翰的中文译本，本研究亦讨论《西部痞子英雄》的两个剧场表演，第一场于2006年在北京演出，而第二场则在2016年于台北登场。本计划拟依照译本出版的时间顺序，研究辛约翰戏剧在大中华地区的译本与舞台演出，期能处理不同年代译本的重要议题：跨文化翻译的本质与类型、中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早期文化艺术的归化与异化、可译性的语言学问题等等。除了上述译本与舞台演出以外，为能全盘了解辛约翰作品于华文地区的接收与理解，本计划也将检视其他研究数据，例如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以及报章杂志文章等等。横向来看，本研究将有助深入了解辛约翰戏剧在大中华地区的翻译、接受、以及影响。纵向而言，本计划将有助于阐明辛约翰剧本中译作为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一环的意涵

香港现代主义究竟始于何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例如，有部分学者认为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是五十年代，但亦有研究认为应该追溯至更早的时间。虽然要为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定一个准确的年份并不容易，但一般认同《文艺新潮》在这个文学思潮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艺新潮》于1950年代由马朗（马博良）出版，他本身是诗人但同时亦是这本文学杂志的编辑。由于《文艺新潮》对香港现代主义发展影响深远，所以两者的关系一直是研究及讨论的焦点。然而，到底《文艺新潮》多大程度上倡导现代主义仍然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虽然马朗指出《文艺新潮》是旨在推动现代主义的发展，但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利瓦伊陵却持不同想法。利瓦伊陵在杂志的第七期中指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能否涵盖现代生活的种种问题是值得反思，及有待研究。 正如上述提到尽管香港现代主义的起点还没有定论，但较能肯定的是《文艺新潮》对香港现代主义日后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是项研究将集中在以下的议题上：《文艺新潮》包含了哪些现代主义的特征？事实上，在现有的研究中只有极少数对现代主义的特质进行探讨。同样地，现有的分析亦很少参考最新的西方现代主义论述。这项研究希望透过分析杂志全部内容（共十五期），尝试补充这些方面的研究，其中焦点会放在以下两种重要的特色。这个研究计划提出并且说明这本杂志政治取向的转变（由民族主义改变为本土主义），以及把中国抒情传统本地化这两种特征，为日后香港现代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是项研究计划相信通过把《文艺新潮》中主要的现代主义特色勾划出来，会有助理解早期香港现代主义的特征。

研究摘要 媒体再现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谁可以出现在电视上？他们的形象是多元的，抑或是定型的？为什么？后果如何？这些是审美和政治的问题。本研究计划书写一部香港电视剧（下称港剧）再现的内地人形象的历史。从懒惰的囚犯阿灿（《网中人》1979），到高学历的狡猾女人田蜜（《不懂撒娇的女人》2017），内地人形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和矛盾。这种再现具有符号权力，既可以帮助人们想象陆港关系，也定义着香港身分的内容。 马杰伟（1999）和Gunn（2006）发现了前九七港剧中的一个二元论：野蛮/文明，他们/我们，内地人/香港人，这帮助建构了香港身分。此二元论意义重大，因为它持续出现在后九七港剧中。但是，他们没有批评此二元论的阴暗面：歧视和符号暴力。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he globe has faced; today more than an estimated 68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a studies have been slow to respond to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age of migration. The traditional articulations of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 are lacking in theorizing refugee identities characterized by statelessness, violence and precarity. The kinds of transnational affiliations that foster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s are often absent in the case of refugees on the move as are the engendering of hybrid and cosmopolitan identities so celebrated in diaspora studies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严峻，城市化发展急速，加上人口增长，可持续性的粮食供应成为引发热议的关注点。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高科技、垂直城巿农业被愈发视为一种未来可行且不受气候影响的本地粮食来源。 高科技农业通常包括水耕或鱼菜共生的种植方法、使用LED灯照取代阳光、封闭受控的生长环境和各种自动化措施。这些农业方法逐渐被视为一种适应气候转变的可能的模式，但相关研究在香港及其世界各地仍然局限于以农业科技的角度作探讨。本研究项目以跨学科的环境人文学为框架——以人文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与农业科技和环境科学进行具建设性的对话——来探讨这一新兴且重要的农业范畴，并且聚焦香港。 本项目将运用综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例如实地考察、访谈、焦点小组和文献综述分析。本研究项目将以丰富且实质的研究材料为基础，以关怀(critical care)、未来(future)， 和以非人类为中心 (more-than-human)的概念为参考和反思，发展以关怀为基础的创新的概念性路径——关怀生态学——来解释、评估和介入城市农业建设之中有争议性的关于关怀和未来的叙事和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目前城市农业实践中关于关怀和科技主义敍事所引向的未来有甚么问题和限制？现行和新兴的以科技控制的城市农业实践将会实现，或障碍，哪些多重面向的未来和关系的发展？这些实践又会引致哪些多物种的后果？通过批判性的关怀, 与及具时间性和以非人类为中心的思考维度来探讨城市农业可如何开启更多的空间，构想更可持续的农食生产的模式？ 项目的研究成果将为相关的议题提供社会和文化理解。这有望提升香港推广城市农业实践的可行性，并为迈向可持续的未来粮食供应提供坚实的基础。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通过探索概念及实例，这个研究项目将提供一个于气候危机时代城巿创新科技的案例，推进有关人类-环境-科技交错复杂的关系的理解。

透过追溯一种奇怪商品的「生命」—人发与合成纤维假发，〈假发：一种冷战时期商品的全球史，1958-1979〉探讨了在美国冷战保护伞下亚洲的「奇迹性」经济增长。 在1960 至 70 年代期间，假发成为亚洲重要的冷战时期商品。它是南韩的第二大出口产品，受雇人口超过40,000 人；同时是香港第四大出口产品，产业聘用高达30,000人，并在印度和新加坡属于国家支持产业。到 1970 年代，当只有四成的美国女性配戴假发的时候，假发已成为由亚洲假发制造商和韩裔美国假发零售商主导，价值达 10 亿美元的全球产业。即使没有人打算以假发来推动亚洲工业化和全球化，其兴起并非偶然。随着美国将其1950 年对华禁运扩大至包括共产主义「亚洲」头发，切断中国 1000 万美元的头发贸易以惩罚其越战升级，假发于1965年成为冷战商品。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干预实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限制共产主义头发贸易，禁运摧毁了依赖来自中国头发的香港假发业，而韩国借着自行收集「反共」头发，造就了南韩产业的兴起。当亚洲假发制造商争先恐后地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上可接受的头发来源时，一幅错综复杂的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地图由之而成。商人从中国经印度尼西亚走私头发到香港，再从非结盟的印度空运到美国盟友南韩。因此，假发揭示了亚洲出口导向工业化如何在美国冷战影响底下及其范围之外形成。 本计划以全球和跨领域进路研究冷战时期历史。研究假发的移动轨迹让我们对亚洲的发展有不同的理解。亚洲的工业化不仅受到冷战政治及经济层面影响，更受到从官僚及工厂工人到美发小贩和戴假发者等普通百姓的影响。通过结合「自上而下」（外交史、政治史及经济史）和「自下而上」（社会史、劳工史及物质文化）的方法，本计划以方法论介入两个发展中的历史领域—资本主义历史及全球史，并建构对全球史厚实的跨国研究进路。 〈假发〉将产生一份书籍提案、会议报告、一篇期刊文章和一份完整的书稿。为了在学术界之外产生影响，项目成果将用于制作多语言全球史教材，这些教材将在本地和通过网站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传播。

本研究对后殖民东南亚文学中的和解想象进行批判性的阐述。其旨在考虑文学作为媒介如何探索东南亚过去和现在冲突的修复可能性。我们如何理解东南亚英语文学，并批判性地理解和解的魅惑？这些文本如何在其文学策略、叙事形式和形式结构中记录修复的欲望？文学想象在当今世界各地冲突频发的空间中扮演着什么美学、伦理和认知角色？尽管和解在全球公共话语和过渡机制（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文学人文领域尚未获得持续的讨论。在后殖民研究中尤其如此，这些话语经常强调抵抗的伦理价值，并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和解。尽管近年来一些后殖民学者开始研究和解的复杂性，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东南亚英语叙事的和解潜力。作为第一次尝试，本项目旨在为后殖民研究恢复和解这个词汇，并将该领域的范围从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的主要地点转移到经常被忽视的东南亚。具体而言，本研究审查了东南亚英语文学关于四个冲突的讨论：日本占领马来亚的小说，越战的短篇小说集，柬埔寨种族灭绝的文学回忆录，以及最近关于罗兴亚人危机的诗歌。本项目认为，通过处理暴行及其后果，后殖民东南亚文本在主题上和结构中记录了和解的伦理。这些文学试图纠正东南亚内外的不公正现象并修复受伤害的小区，尽管这项任务是艰巨的。与其在政策和法律途径中的表现有别，美学中表达的和解捕捉了修复工作的矛盾性、局部性和文化历史背景。所有案例都考虑了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东南亚英语文学对重新思考官僚和法律领域之外的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