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項目

本計畫將批判性地探討在當代亞洲英語和當地語言文學和文化敘事中，海洋、河流和水體的形象。儘管在新興的藍色人文或海洋人文領域中，液體和水體的形式受到相當大的關注，但它們在亞洲文學和文化研究中尚未得到系統的分析。本計畫將採用跨亞洲框架，探討亞洲作家和文化生產者如何賦予海洋流派、形式和圖像活力，來表達超越帝國和國家權力結構的聯繫模式。在此過程中，本計畫將追溯亞洲之間的美學形式如何融入特定文化和社會定位的海洋思想，以修復破裂的人類與海洋關係。本計劃將水體作為物質和象徵空間，探討一系列互相關聯的問題：在認識亞洲的過程中，海洋思維如何挑戰空中和陸地為主的思維模式？亞洲工匠和文化工作者如何在作品形式和修辭設計中表達水生想像？本土海洋宇宙論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人類與海洋關係的藝術表現？我深信，來自亞洲的藝術表現方式和作品提供了豐富的主題和形式資源，可以動搖以帝國主義和用途為本的知識生產體系，並使我們在人類世時代持續的海洋危機中，回歸可持續的共存形式。

圓覺，即圓滿的覺悟。11-15世紀，圓覺思想與信仰，滋養東亞諸多藝文典範。北宋前期，禪師雪竇於明月意象注入圓覺思想，以百首明月詩化解行腳僧之孤寂，創造新的文學意象與功能。北宋中期，楊傑最早將明月寫入牧牛頌，將明月象征的圓覺境界繪製成圖。南宋淳熙十年（1083），孝宗從純禪角度御註《圓覺》，冠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興建圓覺閣，將圓覺塑造為國教。隨後，潼川府路相繼湧現四大圓覺洞石窟寺。其中，大足寶頂山圓覺道場兩見明月圖，銘刻「光明藏」。鐮倉時代中期，職權北條時宗在鐮倉興建圓覺興聖禪寺、大光明殿。朝鮮王朝前期，世祖在漢城興建大圓覺寺、大光明殿、圓覺塔。琉球王國第二尚氏王朝前期，尚真王在首里興建圓覺禪林、圓鑑池。類似孝宗的心態，每逢興亡而重建國家信念，東亞王權屢選擇圓覺信仰，故有四大圓覺寺作為國教空間。上述藝文典範，通過想象、視覺或空間，實踐並傳遞圓覺信仰。本案首次以「東亞宗教藝文思想史」的方法，加以整體研究。

自小說是21世紀英語文學的一個重要面向。然而，鑒於其定義模糊，較少人清楚理解這一文學事件的意義。有人認為自小說是一種簡單的混合體——部分自傳加上部分虛構。也有人認為，在自小說中，作者、敘述者和主人公必須具備同一名字及生平。儘管存在理解上的差異，自小說這一事件已無法忽視。我們在為該計劃收集初步數據時，找到了兩千多部被歸類為自小說的文學文本。自小說必然是關於作家和寫作行為的故事，這些故事表達了構建文學場域的實際經驗，包括在社交平台上扮演作者角色以及在人文學科中體驗危脆狀態。自小說文本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普遍關注當代文學研究的核心問題，例如與朋友、陌生人和社區的倫理政治關係，以及與動物、物質性和環境的超人類關係。 然而，由於概念的新穎及定義模糊，英語自小說的批評既分散又具有選擇性。因此，我們首先通過實證研究來探討自小說如何作為一個概念和寫作實踐出現。誰在寫自小說？誰在出版？誰在閱讀？誰在使用這個概念？如何使用？自小說如何在英語文學中成為一個事件？為了回答上述問題並將相關的文學批評引向新的方向，我們借助計算文學研究（CLS）的工具。CLS是數碼人文學的一部分，採用語料庫語言學和自然語言處理的方法來理解文學。我們收集了幾百部重要的自小說文本，將這些作品數碼化，並進行綜合的多維定量分析。還採用已建立的詞頻及文類分析指標，以及基於人工智能和大型語言模型的更具實驗性的技術。

結構是傳奇創作關鍵的一環。晚明文人傳奇動輒三十到六十齣。如何組織、結構長篇傳奇，誠為當時曲家關心的課題。論者指出，文人傳奇的結構深受八股制藝之章法結構影響。諸如清初金聖歎、李漁的戲曲批評論理，均對制藝結構有所借鑑。至於金、李之前的晚明時期，制藝是否同樣影響及傳奇創作？這是目前學界未知的領域。此外，過往有關制藝與傳奇結構交涉的討論往往指出，傳奇所呈現的起承轉合和對稱結構，都是受到制藝的影響。事實上，中國古代多種文學體式都呈現出這些結構特徵，可見此等類比是片面且不科學。申請人認為，八股制藝源自經解，其中結構方式既受經解「代聖人立言」的先天結構約束，又受到文學的後天結構影響。職是之故，本計劃擬回歸晚明的歷史文化語境，選取晚明二十位代表曲家的傳奇為例，以制藝的「先天結構」和「後天結構」為雙重濾鏡，探討制藝結構曾否介入晚明傳奇的創作、打破傳奇結構固有的局限，並重新審視制藝介入傳奇結構發展之文化內涵。

本項目擬撰寫一部專著，以汪啟淑（1728-1799）作微觀視角，研究乾隆時期的文學與諸種文化的關係，及呈現的文人心理。我們將發現，物質文化、經濟條件、社會地位，影響著文學的接受、寫作與價值，亦促使了傳統與現代（乾隆當時）的角力與協商。 汪啟淑活躍於清代乾隆時期，他是鹽商、收藏家、詩人、官員，喜愛遊歷、結客、編書。他一生的活動都連結著當時的文化圈子，有擁有特殊的社經地位，但卻無法成為文化圈的第一流人物。四庫開館徵書時，他是鮑廷博以外獻書最多的藏書家，得到御賞；又以印癖聞名，編的《飛鴻堂印譜》是清代最重要的印譜之一。但他的詩文成就卻鮮有人談論，作品亦流傳不廣。以捐納得官，使他的仕途無法跟正途出身的士人相提並論。清人記載他的事跡頗多諷刺其嗜古性格。今人編訂的清代詩史和選集，亦不會提及他。總之，汪啟淑是一個文化夾縫人物。通過他的行跡、交遊和文藝活動，可以從另一角度觀察乾隆盛世的文學及文化。

辛約翰(1871-1909)在二十世紀愛爾蘭文學備受推崇，特別是其戲劇創作，例如《西部痞子英雄》和《騎馬下海人》，尤為後人所稱頌。今年是辛約翰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其作品經常展示鄉野、抵抗、想像的重要性，同時卻也因其另類書寫國家與女性而遭人詬病。辛約翰雖然在歐美文壇頗有名氣，但相較於葉慈等塞爾特文藝復興作家，其劇作在大中華地區較少人聽聞。然而，自1920年代以來，辛約翰戲劇在中國及台灣已有九位譯者，其重要性可見一斑。這些譯本雖質量可觀，卻少見相關研究。本計劃將詳細討論辛約翰戲劇的中文譯本，內容包九位譯者：郭沫若、徐序瑄、田漢、彭鏡禧、馬清照、陳戈、蔡進松、張崇旂、謝志賢。為能進一步瞭解辛約翰的中文譯本，本研究亦討論《西部痞子英雄》的兩個劇場表演，第一場於2006年在北京演出，而第二場則在2016年於台北登場。本計劃擬依照譯本出版的時間順序，研究辛約翰戲劇在大中華地區的譯本與舞台演出，期能處理不同年代譯本的重要議題：跨文化翻譯的本質與類型、中西方文化的交互影響、早期文化藝術的歸化與異化、可譯性的語言學問題等等。除了上述譯本與舞台演出以外，為能全盤了解辛約翰作品於華文地區的接收與理解，本計劃也將檢視其他研究資料，例如期刊論文、博碩士論文、以及報章雜誌文章等等。橫向來看，本研究將有助深入瞭解辛約翰戲劇在大中華地區的翻譯、接受、以及影響。縱向而言，本計劃將有助於闡明辛約翰劇本中譯作為現代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一環的意涵

香港現代主義究竟始於何時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定論。例如，有部分學者認為香港現代主義的起點是五十年代，但亦有研究認為應該追溯至更早的時間。雖然要為香港現代主義的起點定一個準確的年份並不容易，但一般認同《文藝新潮》在這個文學思潮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文藝新潮》於1950年代由馬朗（馬博良）出版，他本身是詩人但同時亦是這本文學雜誌的編輯。由於《文藝新潮》對香港現代主義發展影響深遠，所以兩者的關係一直是研究及討論的焦點。然而，到底《文藝新潮》多大程度上倡導現代主義仍然需要進一步討論。事實上，雖然馬朗指出《文藝新潮》是旨在推動現代主義的發展，但雜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李維陵卻持不同想法。李維陵在雜誌的第七期中指出，「現代主義」這個概念能否涵蓋現代生活的種種問題是值得反思，及有待研究。 正如上述提到儘管香港現代主義的起點還沒有定論，但較能肯定的是《文藝新潮》對香港現代主義日後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是項研究將集中在以下的議題上：《文藝新潮》包含了哪些現代主義的特徵？事實上，在現有的研究中只有極少數對現代主義的特質進行探討。同樣地，現有的分析亦很少參考最新的西方現代主義論述。這項研究希望透過分析雜誌全部內容（共十五期），嘗試補充這些方面的研究，其中焦點會放在以下兩種重要的特色。這個研究計劃提出並且說明這本雜誌政治取向的轉變（由民族主義改變為本土主義），以及把中國抒情傳統本地化這兩種特徵，為日後香港現代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是項研究計畫相信通過把《文藝新潮》中主要的現代主義特色勾劃出來，會有助理解早期香港現代主義的特徵。

研究摘要 媒體再現是文化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誰可以出現在電視上？他們的形象是多元的，抑或是定型的？為什麼？後果如何？這些是審美和政治的問題。本研究計劃書寫一部香港電視劇（下稱港劇）再現的內地人形象的歷史。從懶惰的囚犯阿燦（《網中人》1979），到高學歷的狡猾女人田蜜（《不懂撒嬌的女人》2017），內地人形象變得越來越複雜、多變和矛盾。這種再現具有符號權力，既可以幫助人們想象陸港關係，也定義著香港身分的內容。 馬傑偉（1999）和Gunn（2006）發現了前九七港劇中的一個二元論：野蠻/文明，他們/我們，內地人/香港人，這幫助建構了香港身分。此二元論意義重大，因為它持續出現在後九七港劇中。但是，他們沒有批評此二元論的陰暗面：歧視和符號暴力。

The refugee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the globe has faced; today more than an estimated 68 million people are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Postcolonial and diaspora studies have been slow to respond to the need to reconceptualize theories of mig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age of migration. The traditional articulations of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 are lacking in theorizing refugee identities characterized by statelessness, violence and precarity. The kinds of transnational affiliations that foster diasporic identity formations are often absent in the case of refugees on the move as are the engendering of hybrid and cosmopolitan identities so celebrated in diaspora studies

近年來，由於氣候變化的影響日益嚴峻，城市化發展急速，加上人口增長，可持續性的糧食供應成為引發熱議的關注點。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挑戰，高科技、垂直城巿農業被愈發視為一種未來可行且不受氣候影響的本地糧食來源。 高科技農業通常包括水耕或魚菜共生的種植方法、使用LED燈照取代陽光、封閉受控的生長環境和各種自動化措施。這些農業方法逐漸被視為一種適應氣候轉變的可能的模式，但相關研究在香港及其世界各地仍然局限於以農業科技的角度作探討。本研究項目以跨學科的環境人文學為框架——以人文學科的視野和方法與農業科技和環境科學進行具建設性的對話——來探討這一新興且重要的農業範疇，並且聚焦香港。 本項目將運用綜合的質性研究方法，例如實地考察、訪談、焦點小組和文獻綜述分析。本研究項目將以豐富且實質的研究材料為基礎，以關懷(critical care)、未來(future)， 和以非人類為中心 (more-than-human)的概念為參考和反思，發展以關懷為基礎的創新的概念性路徑——關懷生態學——來解釋、評估和介入城市農業建設之中有爭議性的關於關懷和未來的敘事和實踐。研究的核心問題包括：目前城市農業實踐中關於關懷和科技主義敍事所引向的未來有甚麼問題和限制？現行和新興的以科技控制的城市農業實踐將會實現，或障礙，哪些多重面向的未來和關係的發展？這些實踐又會引致哪些多物種的後果？通過批判性的關懷, 與及具時間性和以非人類為中心的思考維度來探討城市農業可如何開啟更多的空間，構想更可持續的農食生產的模式？ 項目的研究成果將為相關的議題提供社會和文化理解。這有望提升香港推廣城市農業實踐的可行性，並為邁向可持續的未來糧食供應提供堅實的基礎。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通過探索概念及實例，這個研究項目將提供一個於氣候危機時代城巿創新科技的案例，推進有關人類-環境-科技交錯複雜的關係的理解。

透過追溯一種奇怪商品的「生命」—人髮與合成纖維假髮，〈假髮：一種冷戰時期商品的全球史，1958-1979〉探討了在美國冷戰保護傘下亞洲的「奇蹟性」經濟增長。 在1960 至 70 年代期間，假髮成為亞洲重要的冷戰時期商品。它是南韓的第二大出口產品，受雇人口超過40,000 人；同時是香港第四大出口產品，產業聘用高達30,000人，並在印度和新加坡屬於國家支援產業。到 1970 年代，當只有四成的美國女性配戴假髮的時候，假髮已成為由亞洲假髮製造商和韓裔美國假髮零售商主導，價值達 10 億美元的全球產業。即使沒有人打算以假髮來推動亞洲工業化和全球化，其興起並非偶然。隨著美國將其1950 年對華禁運擴大至包括共產主義「亞洲」頭髮，切斷中國 1000 萬美元的頭髮貿易以懲罰其越戰升級，假髮於1965年成為冷戰商品。 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干預實際上產生了重大影響。通過限制共產主義頭髮貿易，禁運摧毀了依賴來自中國頭髮的香港假髮業，而韓國藉著自行收集「反共」頭髮，造就了南韓產業的興起。當亞洲假髮製造商爭先恐後地尋找新的、意識形態上可接受的頭髮來源時，一幅錯綜複雜的冷戰時期亞太地區地圖由之而成。商人從中國經印度尼西亞走私頭髮到香港，再從非結盟的印度空運到美國盟友南韓。因此，假髮揭示了亞洲出口導向工業化如何在美國冷戰影響底下及其範圍之外形成。 本計劃以全球和跨領域進路研究冷戰時期歷史。研究假髮的移動軌跡讓我們對亞洲的發展有不同的理解。亞洲的工業化不僅受到冷戰政治及經濟層面影響，更受到從官僚及工廠工人到美髮小販和戴假髮者等普通百姓的影響。通過結合「自上而下」（外交史、政治史及經濟史）和「自下而上」（社會史、勞工史及物質文化）的方法，本計劃以方法論介入兩個發展中的歷史領域—資本主義歷史及全球史，並建構對全球史厚實的跨國研究進路。 〈假髮〉將產生一份書籍提案、會議報告、一篇期刊文章和一份完整的書稿。為了在學術界之外產生影響，項目成果將用於製作多語言全球史教材，這些教材將在本地和通過網站向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傳播。

本研究對後殖民東南亞文學中的和解想像進行批判性的闡述。其旨在考慮文學作為媒介如何探索東南亞過去和現在衝突的修復可能性。我們如何理解東南亞英語文學，並批判性地理解和解的魅惑？這些文本如何在其文學策略、敘事形式和形式結構中記錄修復的慾望？文學想像在當今世界各地衝突頻發的空間中扮演著什麼美學、倫理和認知角色？儘管和解在全球公共話語和過渡機制（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中佔據重要地位，但在文學人文領域尚未獲得持續的討論。在後殖民研究中尤其如此，這些話語經常強調抵抗的倫理價值，並以懷疑的態度看待和解。儘管近年來一些後殖民學者開始研究和解的複雜性，但他們往往忽視了東南亞英語敘事的和解潛力。作為第一次嘗試，本項目旨在為後殖民研究恢復和解這個詞彙，並將該領域的範圍從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的主要地點轉移到經常被忽視的東南亞。具體而言，本研究審查了東南亞英語文學關於四個衝突的討論：日本佔領馬來亞的小說，越戰的短篇小說集，柬埔寨種族滅絕的文學回憶錄，以及最近關於羅興亞人危機的詩歌。本項目認為，通過處理暴行及其後果，後殖民東南亞文本在主題上和結構中記錄了和解的倫理。這些文學試圖糾正東南亞內外的不公正現象並修復受傷害的社區，儘管這項任務是艱鉅的。與其在政策和法律途徑中的表現有别，美學中表達的和解捕捉了修復工作的矛盾性、局部性和文化歷史背景。所有案例都考慮了和解的可能性以及不可能性。總體而言，本研究表明東南亞英語文學對重新思考官僚和法律領域之外的和解做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