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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選擇建基於社會需要。」原來汪教授中學會考的文科成績頗佳，但他卻為選讀理科，寧可放棄原校升學的機會，報讀其他學校，可惜他入學後又發現無法適應。有見當年護理界有發展空間，汪教授於是毅然報讀註冊護士課程，此舉也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

在醫院的工作歷練，培養了他高效的工作能力和謹慎的處事態度，同時讓他深刻體會到七十年代醫療體制的階級主義，從而誘發他對社會現象的思考。

汪教授（右一）八十年代負笈澳洲闖天下，開啟了人生新一頁。

由於專業醫護人員深受外國歡迎，機緣巧合之下，他與好友結伴，準備到澳洲闖天下，而他的人生事業也從此改寫 — 他遇到工作中的「伯樂」。在他任職的醫院護理部主任「慧眼識英雄」，認為他是可造之材，鼓勵他繼續進修，讓他先後在院方資助下完成了兩個護理及教育課程，並計劃安排他在修業完畢後回醫院任教。

在學期間，汪教授經常接觸教育理念、人生哲學和醫療社會學方面的知識，「那時，我們大部分的上課時間都在討論，而不是老師授課。」通過交流互動，他深受啟迪，逐漸領悟學習的真諦。

就在畢業前夕，另一所護士學校的校長也十分賞識汪教授，竟然與他的上司洽商，希望羅致他為自己的單位効力。正當汪教授猶豫不決，他的恩師卻認為反正都是為南澳洲貢獻，一口答應了。汪教授憶述這段往事時印象猶新：「澳洲文化重視每個人的發展機會，強調人際溝通、互信，也鼓勵自我表達。」

執教數年後，澳洲的醫療系統開始電腦化，汪教授因為有理科基礎，獲院長垂青，舉薦進修資訊科技，一邊上學一邊授課。一九八六年，汪教授回港度假，適逢另一次機遇，結果留港發展，全力參與推動本港的公共醫療教育工作。

「瘋牛症」、「沙士」、禽流感、「腎病奶粉」……接二連三的疫症及問題食品引起陣陣公眾恐慌，近日的「腎病奶粉」事件，更掀起奶粉搶購潮。「如果公共健康教育做得好，市民有足夠的常識，就能避免不必要的盲目行為。」汪教授說。踏入21世紀，所有知識及社會系統都不能各自為政，例如近年哄動的沙士及流感疫情，都不是孤立的醫療專業事件。

「不少醫護人員在沙士爆發期間因執勤染病，醫院方面有沒有法律責任？流感出現時學校該怎樣應變？政府要承擔甚麼責任？」

同一道理，在社區推行基層健康教育，一般人總以為是醫護人員和政府的責任，但汪教授指出，本港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加上在傳達信息時多使用專門術語，市民未必明白，反而教師，因為經常接觸學生及家長，能夠扮演「知識中介人」的角色，深入淺出，在家庭、學校和社區推廣健康生活教育。

汪教授（左二）出席世衛西太平洋區域委員會有關醫療保健及系統研究的會議。

事實上，學校教育與基層健康息息相關。「學生放學後，會把學到的帶回家裏，以及周邊社區。」汪教授補充說，公共健康教育可以與日常科目融合，例如「在數學課時教學生量度脈膊和呼吸」，就可以寓健康教育於數學學習之中，一舉兩得。

不過，可以預期，「知識中介人」必須具備廣博的知識，

才能提升市民的公共健康意識。因此，汪教授上任後計劃開辦的健康學課程，涵蓋全面，以「身、心、社、靈」為主體，探討的重點課題包括濫用藥物、死亡、性意識、肥胖和精神健康等，通過討論及體驗，將能讓同學掌握相關知識及技能，並應用於日後的工作。

汪教授舉例說：「我們不一定贊同使用火星文（即網絡上使用的近音字、同音字或特殊符號），但卻要懂得當中含意，才能與沉迷網上世界的學生溝通，了解他們的精神壓力和心理健康。我們要接受生死教育，才能向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解釋生死議題；我們還要掌握生理和心理學知識，才能察覺濫藥學生甚或被虐兒童的異樣行為，有需要時把他們轉介駐校社工跟進。」

他強調，教院畢業生的出路很多，不但可以執教，而且可以從事社區健康推廣工作。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與時並進，不時裝備自己。

談到健康，一般人可能會聯想到生理疾病，其實健康還涵蓋心理及情緒層面。本校今年八月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國際醫療及保健服務展2008」，就安排了一群小學生表演粵劇《帝女花》，向公眾闡述六藝中的「禮」，其實有紓解鬱結，保持身心健康的效用。

中國傳統的「六藝」，是儒家要求學生掌握的六種基本技能：禮、樂、射、禦、書、數，以現代語言表述，即是德育、音樂、品格修養、體育、文學、數學。

汪教授認為「禮」除了飲食起居的禮儀之外，還包括在特定場合中得宜的衣著，與及合適的態度和行為。例如應邀出席隆重場合而穿錯了便服，置身其中者就會感到不必要的心理壓力。「失禮」會影響個人的情緒健康，「知禮」卻有助推進人際關係和社群的互助關懷。通過表演，上述活動希望小朋友體會古代禮儀，並體驗表達感受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