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目前面對的最大風險是貧富懸殊問題，而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三方可嘗試合作紓緩貧富懸殊，可以令社會更加和諧。
本人自參與首屆扶貧委員會後，對研究貧窮的興趣便有所提升，更花了不少時間研究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而目前我在扶貧委員會的工作，經常希望以創新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我們並不是放棄目前的社會福利及綜援制度，而是在這些架構底下，嘗試推動或鼓吹不同界別提出創新的方法（innovation）以解決或紓緩貧窮問題，除此之外，當中更包括扶貧、防貧、減少社會孤立情況等方面，希望各界能積極參與。
本文將分為四部分，首先是社會和經濟的挑戰；其次是關於仇富或仇商的社會情緒；再者是政府的政策，即政府在此問題上應扮演怎樣的角色；最後是三方關係，我認為需要三方協力合作，才可紓緩貧富懸殊的情況。
基層負擔百上加斤
第一是社會經濟的挑戰，我相信以下的數據大家應是耳熟能詳的。堅尼系數用來量度一個社會或經濟體中收入分布的情況，而香港2009年的堅尼系數是0.43，那麼這數字是高還是低呢？聯合國在2008年的報告指出，香港的堅尼系數是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系中位居第一；新加坡及美國則分別佔第二、三位。而我們的挑戰是，假若資產泡沫再次積聚，本港貧富懸殊的情況將日益加劇。此外，通貨膨脹亦會影響人民的生活，人民幣升值使原材料及日常食品的價格上升，雖然這對本港所有市民都有影響，但對基層家庭的影響尤大，尤其是有年幼子女的家庭，因為他們的收入較少，卻把大部分的支出用於食物上，例如食品價的加幅較大，因此，基層家庭的負擔較重。
究竟0.43是高是低？我們可參考聯合國於2010年所發表的《人口發展報告》，當中香港雖然是第21位，但其堅尼系數卻是第一，新加坡及美國則緊隨其後。若然香港的堅尼系數較高，市民收入差距又如何？
經濟增長未惠及低下層
我們可以看看家庭收入中位數，1998年及2008年都維持在18000元，只是在2003年時因「沙士」的影響而一度跌至16000元。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收入中位數是如何得出的，就是按人們的收入由0%至100%排列，中間的數值便是中位數，而上述1998至2008年的0至50%的家庭收入並沒有改變。你可以說這很好吧，因為沒有下降，但事實上卻沒有上升。可是，事實上，香港經濟在1998至2008年期間是有增長的，而人均收入的增長更超過50%，那麼，我們便會發現，香港整體經濟是有增長的，可是家庭收入中位數卻沒有變化。故此，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低下階層卻未能受惠，而這只是一個概括的情況，讓各位了解我們正面對什麼問題。總而言之，香港的堅尼系數是0.434，即是貧富差距最大的城市，而最窮的10%人口，其收入佔本港的2%，而最富有的10%人口，其收入則佔全港的34.9%，因此最富有與最窮的10%比重相差約18倍。《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 ）曾在2009年中提及香港貧富差距的情況，我把它翻譯為中文讓大家易於理解。該刊指出「因勞斯萊斯（Rolls-Royces）房車的高集中度，以及昂貴的房地產和林立的奢侈品商店而著名的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有眾多喜歡炫富的有錢人。然而，香港也有着世界最大之一的公共房屋體系，約有一半人口住在政府資助或補貼的房屋中。除了來自於菲律賓、印尼和其他國家的家庭傭人，香港沒有最低工資保障。」(香港最低工資在2011年立法，定為一個小時28港元。)
市民仇富情緒增強
為了這次講座，我特地做了一個調查，委託學生利用資料庫的資料，搜尋2001至2010年期間有多少份中文報章提及「貧富懸殊」及「樓價」二詞，而內容的好壞皆可不理會。結果十分有趣。2001年時共有1546篇報道的內容提及「貧富懸殊」，2010年時的數量增至4倍多，相反提及「樓價」的增幅不多，只約3倍。由大眾媒體增加以貧富懸殊作為報道內容，反映出社會逐漸關注貧富懸殊問題。
香港是發達的經濟體，當中的服務業比重較高，金融資本市場也相當完善，同時偏重科技和高增值行業。因此，擁有知識或資本的人，在雪球效應下，財富積累較容易。若你的知識面不廣，又或沒有起始資產，你的財富積累便會較難，特別在以往的10年，當資產價值上升時，擁有物業與沒有物業的人分別甚大，若你擁有物業，看着資產價值不斷上升，感覺當然良好，沒有物業的感覺便相反，而這就是有資產與沒有的分別，也讓我感到，這是擴大或拉闊貧富懸殊的原因之一，意味着沒有資產或低知識的人，創造財富的機會便會愈來愈少。相對於上世紀60、70年代，社會環境已變。過往經濟起飛時創富機會很多，但目前的經濟相對成熟，機會便沒有以往般多，正因為經濟氣候已變，所以我們的期望亦需要調整。
此外，收入差距和社會不公逐漸擴大，這些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收入差距的情況在非專業或低技能的新移民社區最為明顯，如天水圍、元朗。我最憂心的是跨代貧窮的問題。其實，目前社會的福利並不差，但在溫飽的同時，富人和貧窮家庭子女的知識和資本差距不斷擴大，而在目前的學習環境下，如果這差距不斷擴大，便會造成跨代貧窮，令貧富懸殊的情況愈來愈明顯。
此外，我也給予學生第二組字詞作搜查的對象，分別是「奸商」、「仇富」、「仇商」及「發水樓」。其實，「奸商」一詞2001年時在多份報章共提及了800多次，因此，那時「奸商」應已存在，到2010年時，共提及約1700次，仍不算嚴重。可是，「仇富」、「仇商」卻值得關注，這類字詞在2001年時提及不多，只有9份報章的內容提及「仇富」和一篇提及「仇商」，但到2010年，已有700多篇文章提及「仇商」，2000多篇提及「仇富」。而「發水樓」這名詞以前提及的不多，也許大眾已接受這種現象或事實，但也許大眾已忍無可忍，便開始提出不滿，因此在2010年時有1000多篇文章提及「發水樓」。由此可見，大家所關注的事物在近10年內變化很大，也可見「仇富」、「仇商」的情緒比以往強烈。我認為社會大眾對一些富商和商業集團，特別是發展商的懷疑及怨恨日益加深，這是大家所見的事實。但仇富並不在香港的文化和意識形態中，數十年來香港發展形成了重商和追求財富的社會倫理，並不仇富，但卻痛恨為富不仁，如大眾不會批評邵逸夫先生，因為他做了很多善事，而社會上也有很多有錢人回饋社會。因此，我們並沒有發現傳媒責罵一些發財立品的富商。全球巨富如蓋茨和畢非德受人尊敬，不是因為他們的財富和權力，而是他們的企業富有社會責任感和對慈善事業的貢獻，並願意回饋社會。其實問題出自哪裏？問題在於一些發展商和大型商業集團形成了壟斷的情況，他們賺取了所有利益，使公眾對他們不滿，我認為這正是造成社會某些不滿情緒的根源。
政商之間權力失衡
另外，目前商界和消費者甚至政府之間的權力愈來愈失衡，因為商界及某些消費行業具有操縱市場價格的能力。其實，我認為不只是現屆政府沒有把角色做好，其實，這好比一場球賽，球賽應該有球證做裁判，政府好比是一個中介人，它需要向比較富裕的人抽稅，然後把這些金錢給予有需要的人，這便是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政府的第二個角色是球證，在一場球賽中，若有人「打茅波」，球證便要吹哨子暫停比賽，並要出來維持公道。如果市場出現寡頭壟斷，我們便不能容忍這種情況出現，因為這會損害消費者的利益，政府便要「吹哨子」暫停比賽，維持公正。可是，政府在過往幾年並沒有把角色做好，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追求實現社會正義、公平競爭、保護消費者權益、市場透明化等目標，訴求已有所改變，而他們也不會逆來順受，加上社會的透明度愈來愈高，他們便會追求社會公義。因此目前的政治環境及氣候，相對於幾十年前的改變是相當大的。
而最後一組詞彙是「社會企業」、「發財立品」及「企業社會責任」。在2001年時，「社會企業」並不是一個流行用語，在報章出現的次數只由100多次， 但到2010年， 卻達到2000多次：「發財立品」在2010年的使用次數，由2001年的59個，上升至4倍。「企業社會責任」在2010年時更出現了5000多次。由此可見，社會的關注點有了重大變化，當中顯示出大眾希望商界能有社會責任。
在這貧富懸殊的情況下，對政府的社會政策及營商環境是有影響的，如收入差距愈來愈大，等到經濟衰退時，社會便會出現緊張和不滿的情況。近期的通脹和資產泡沫使問題惡化，草根階層、年輕一代甚至低層級中產階層，連基本生活需要都變得捉襟見肘，這是引起社會不滿及緊張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此外，如未來的通脹和資產泡沫情況沒有改善，社會上不滿的情緒也會日益嚴重，因此施政便會愈來愈困難，只要社會有輕微的動亂，營商環境便會變得困難。
亡羊補牢利益再平衡
那麼我們應採取什麼措施來紓緩社會緊張？我認為要重塑政府作為提供者的角色，正如上文提及政府通過稅收制度、福利制度等把財富重新分配，其次是協調者的角色，例如政府經常提及促進社會發展，製造就業機會，但最重要的是充當管制者的角色，即球賽中的球證，看見不公平的地方便要暫停比賽，以保證一個公平公開的競爭環境。政府要從以上幾個方面負起主要責任，而在施政時更需要關注弱勢群體。除此之外，也要處理跨代貧窮問題、關注長者群體、失業群體及在職貧困群體。雖然香港的失業率大約是3%，已接近全民就業的情況，但當中最大的問題是長久失業的人士難以返回就業市場。此外，在職貧窮群體在這資產泡沫或高通脹環境下，所面對的困難也比其他人多。
除了政府的努力外，我認為商界也有責任參與建設一個和諧社會，不可以像過往把扶貧、防貧的工作讓政府一力承擔。在任何一個發達社會，商界需和政府共同分擔社會發展責任，而一些上市公司不應以要單為股東負責為藉口，逃避社會責任，而這藉口在目前的經濟及政治環境中亦漸漸難以成立，因為在今天的公司財務管理的教科書中，不同的段落便會出現「我們的責任是對所有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s）負責， 當中包括股東、工會（trade union）、社會（community）和客戶等」的語句，這就需要找一個平衡點來平衡持分者的利益。例如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用公帑來拯救一些大企業，因為不救的影響更大。而目前的社會狀況，也愈來愈難單單以市場經濟、自由發展主導。毫無疑問，我們可以藉市場經濟來找到平衡點。總括而言，香港目前面對的最大風險是貧富懸殊問題，而政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三方可嘗試合作紓緩貧富懸殊，使香港社會更加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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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早年獲香港中文大學取得榮譽理學士學位，後於法國巴黎第六大學取得統計學博士學位及於英國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取得金融學博士學位。1988年至1992年間曾在浸大財務及決策學系任教，其後改任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金融學講座教授，至2009年重投浸大擔任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及金融學講座教授。今年9月出任香港教育學院校長。
他在教研有傑出成就之外，也很熱心在金融財務界從事廣泛的社會諮詢工作。目前是社會創新及企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ABF香港創富債券指數基金監督委員會主席、醫護人力規劃及專業發展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的護士及助產士小組主席，以及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會主席、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主席，並擔任多個委員會委員。200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
＊本文為作者於2013年7月6日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穩中求變：經濟、金融及房地產的發展」研討會的演講內容。初稿於2010年11月9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辦的「2010年公營部門改革研討會 」(Hong Kong Public Sector Reform Conference 2010) 中發表。
整理 梁蔚澄、羅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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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2013SEP09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