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報財經新聞
在過去的10 年中，香港經歷了兩次重大的國際金融危機：1997
至1999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金融海嘯不僅突襲了亞洲國家，也嚴重打擊了美國的華爾街和歐洲的倫敦金融城。
香港經濟從2009 年第二季開始快速反彈，似乎預示本港已用更短時間，便走出了金融海嘯的陰霾。根據特首2010
年10 月13 日在2010╱11 年度施政報告中的數據，香港的GDP
相比去年同期的水準，已經在2009 年第四季度止跌回升，實現了正增長；而年度GDP
增長率更是高達7.2%，超過了金融海嘯之前的峰值水準；另外，本港的失業率下降到了4.2%，達到了2009
年1 月以來的新低；預計本港經濟在2010 年的增長率將達到5%至6%。
港堅尼系數冠亞洲
經濟的回暖，並不能掩蓋香港社會面臨的挑戰。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香港2009
年的堅尼系數高達0.434，不僅「榮登」亞洲國家榜首，還在所有的發達經濟體中，「順利超越」處於第二位的新加坡和第三位的美國，成為貧富懸殊方面的「雙料冠軍」。
以2000 年為基準的不變價格計算，香港的人均GDP從1998
年到2008 年從2334 5 美元增長到了34587
美元【圖1】，增幅高達40%；但是，香港同期的中位數家庭收入基本上維持在18000
元的水準【圖2】。這說明香港整體財富的大幅增長，並沒有惠澤廣大的中和低收入家庭，財富分配非常不平衡。
根據《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2009
年10 月16 日刊載的一篇文章，香港最窮的10%的人口僅僅佔有2%的社會財富，而最富的10%的人口卻佔有香港社會34
.9%的財富，二者的差距是超過17 倍！因此，大家可以在香港看到大量的昂貴跑車與天價豪宅。但是與此同時，香港有着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的龐大公共房屋體系，大約有一半的香港人居住在政府支持或者補貼的廉租房中。而且，除了來自菲律賓、印尼等國家的外籍家庭傭工之外，香港其他部門尚不存在最低工資標準！
香港社會對貧富懸殊的問題也是愈來愈關注了。筆者在慧科新聞（WiseNews）用「收入差距」這個關鍵字做搜索對比分析，搜索結果顯示含有「收入差距」的新聞文章在2001
年全年只有1500 篇，而在今年的前十個月便達到了5500
篇。除了貧富懸殊的擴大，香港的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也令人擔心。
富人群體應履行社責
毫無疑問，過大的貧富差距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或者經濟體來說，都是不健康的。因為貧富差距的兩極分化意味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的不公平，雖然引致的原因可能多種多樣，但都同樣會造成社會矛盾的緊張和民眾對政治的不滿，進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來自多方面。香港早已由價值鏈低端的製造業攀升至高附加值、高知識含量的服務性行業，服務業佔香港GDP
的比例在2008 年便已高達92% ，是整體經濟的絕對主導部門。
因此，對擁有大量資本或者高智慧知識的人來說，財富積累相對容易；但對於那些沒有資本、房產和複合型知識的人來說，獲得財富則舉步維艱；而近期的資產泡沫也將進一步加劇貧富分化的現狀。
此外，低技能勞工和移民的湧入，也將給貧富差距拉大的現狀進一步增加壓力。港府迫切需要採取怎樣的措施，來縮小富人家庭後代和窮人家庭後代在知識和資本方面的差距，從而避免貧困在窮人家庭裏代代相傳。
收入差距擴大帶來的問題也是多方面，其中便包括社會上湧動着的某些仇商、仇富的情緒。筆者用「奸商」、「仇商」、「仇富」和「發水樓」等關鍵字在Wise
News 文庫中進行搜索，相關的結果顯示社會大眾對於少數商業集團（特別是地產商）的質疑和抱怨愈來愈大。
筆者認為， 「仇富」和「仇商」都與香港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心態不符，只是香港經濟的發展造就了一些巨型的商業集團，他們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在一定程度上來講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公平的障礙。
面對社會問題的挑戰，商界應當在構建社會和諧和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最先要做的當然是更多地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筆者用「社會企業」、「發財立品」和「企業社會責任」作為關鍵字進行第三次搜索，結果發現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文章在2001
年僅有35 篇，而這個數字在2010 年的前10 個月便已經達到了4300
篇，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愈來愈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
企業應當不僅僅是對股東負責，而應該對所有的包括職工、社區居民、生態環境等在內的所有利益有關者負責。因為，企業的發展有賴於社會的穩定，一旦貧富差距引發社會矛盾的爆發乃至動盪，企業也將失去創造利潤的土壤。
應增加公共開支彈性
不僅是商界，政府和非政府機構（NGOs）也應該一同參與，
共同應對這些社會問題。對於政府作用（visible hand）和市場作用（invisible
hand）到底要處於一個什麼比率水準，才能使市場作用恰如其分地足夠大、政府其如其分地足夠小，從而達到全社會資源的最優化、最有效配置的問題，經濟學界從來便沒有標準答案。通常，我們用政府公共支出佔GDP
20%的比例來做參照標準。
不管怎麼說，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成本不低，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才能切實承擔起政府作為公共商品提供者、公共關係協調者和公開市場規制者的角色，實質性地推動相關計劃，處理貧富兩極化的問題，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促進弱勢社區的發展。因此，政府需要擺脫長期以來的自由放任市場機制以及不干預政策的桎梏，不要再片面地執着於「小政府」的光環，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市場，因為市場不是萬靈仙丹，而是會造成壟斷、貧富兩極化等社會問題的。
筆者建議，港府應當增加公共開支的彈性，並要求商業集團更多地照顧所有利益攸關者，更多地參與生態環保、社區關愛基金等專案。特首的最新施政報告涵蓋了諸如「香港家園計劃」、「關愛基金」等內容，說明港府已經開始採取積極的措施來處理貧富分化、社區發展等問題，確實是非常有益的嘗試。
此外，生活在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之中，香港人（特別是新一代的年輕人）有着新的生活目標和追求，不再僅僅是專注於簡單的個人發財致富，也愈來愈注重社會公平、消費者權力、市場訊息透明度等社會公益事情。筆者欣慰地看到愈來愈多的香港青年學生身體力行地參與到環保、社區重建和發展等活動當中，他們的舉動也蘊含香港未來發展的希望。
香港浸會大學商學院院長張仁良
文章編號: 2010121539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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