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存在貧富懸殊、財富分配嚴重不均的問題，這也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過去的十年中，香港的人均ＧＤＰ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但同期的中位數家庭月收入卻一直徘徊在一萬七千至一萬八千元之間。由此，我們必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的人均ＧＤＰ增長率並不算低，但同期的中位數家庭月收入卻不能同步上漲，新增的巨額財富究竟都去了哪裏？對於這個問題，過去十年香港顯著上升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可提供一些解答的線索。顯然，市場向好令投資在市票和樓市的人帶來了非常豐厚的收益。
向上流動步伐減慢
近年來，香港社會自下層向上層的人員流動步伐明顯地放慢了。在筆者的年代，大學生在畢業時通常都會有手握好幾個工作機會。直到今日，大學畢業生必須為謀求一份再普通不過的工作而經歷非常激烈的競爭，爭奪高薪工作職位的競爭則更是慘烈。
一些十年前畢業的大學生，如果得不到晉升，或者得不到好的轉換工作機會的話，現在每月的收入很可能依然少於二萬元。考慮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香港經歷了超過五年以上的通縮，經濟增長也放慢了不少，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上述情形的出現並不會令人感到特別驚訝。
香港政治穩定、稅制簡單、稅率低，是一個從事商業運營的理想地方。相對其他經合組織（ＯＥＣＤ）成員三至五成的公司邊際稅率和嚴格的企業社會責任（ＣＳＲ）標準，香港居民只需承擔百分之十五的薪俸稅，而企業的利潤稅率也僅僅是百分之十六點五。
當然，在香港可能面臨較交稅更痛苦的事—買一套房子、並花費此後餘生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去還房貸。其實，稅收承擔着社會再分配的功能，部分政府稅收將用於社會公共工程和服務，為公眾帶來基本的保障。
但是買樓的錢，卻流向少數的幾個房地產巨頭，只是充實他們本來就已經富可敵國的私人腰包，不能帶來公眾福利的提高。在如此低稅率的環境中，如果不能做出有效的調整，「港府還能夠將社會福利政策維繫多久」將成為現實的問題。
或許有人會說，貧富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沒什麼好奇怪的。但更為糟糕的是，香港政府的政策經常是被人感覺偏袒商業巨子，特別是大地產商。人們經常感覺某些商業巨子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實質上行使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管治權利。
商業大亨旗下的大型綜合企業集團，可以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收益，並利用資金、成本、政策等優勢，將中小企業擠出市場，減少競爭，進而獲取壟斷帶來的巨額利潤。這樣的香港商業環境促使一些商業大亨可以壟斷市場，直到掙完最後一分錢，很少給相關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壯大的機會。
香港回歸已經十二個年頭了，也許還有人認為一旦經濟復蘇了，便自然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被創造出來，而對勞工的需求擴大自然也會推動工資的上漲。
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便經濟如願復蘇了，但工資水準，特別是低端職業的工資水平，卻幾乎總會陷入停滯，甚至是可能出現下降的。低技能勞動者供過於求的現實、以及不少低技能工種的消失，都是工資停滯的背後原因。
長期赤貧影響穩定
貧富差距的拉大，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會造成社會兩極嚴重分化，並帶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赤貧階級長期貧窮等一系列嚴重的後果，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為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政府應當糾正對商界的偏袒和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商標的執着，綜合考慮社會各界需要，出台更加公平、覆蓋面更廣的政策，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調控來彌補市場經濟「無形之手」的失靈之處，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和諧的社會。
同時，社會和諧也不僅僅只是政府的責任，商界除了上交百分之十六點五的利得稅以外，也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畢竟，只有社會穩定，民眾具有相當的消費能力，商業才能蓬勃發展。
因此，商界也必須要飲水思源，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除了特殊事件發生時偶爾的現金捐贈外，還要定期拿出一定份額的利潤與社會分享，從而建立一套長效的回饋社會機制，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這樣，才能有效解決好溫家寶總理提出的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創造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更美好明天。
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文章編號: 2010022739100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