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經濟 |
張仁良 |
2007-5-1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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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minimum wage）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在google搜索minimum
wage，會得到近六百萬條紀錄。在本港，要不要設立最低工資，始終是各界爭論的焦點之一。設立最低工資的初衷，在於保護弱勢社群的權益，使他們的收入不致處於過低水平。但實施最低工資後，薪金因而上升，僱主出於成本考慮，可能會少僱用一些工人，導致失業率上升，從而有悖其保護弱勢社群的初衷。那麼，實施最低工資，到底會對就業（尤其是對弱勢社群的就業）帶來怎樣的影響？我們不妨先看看經濟學界的實證研究。
減低弱勢社群就業 自從一九三八年美國簽訂了第一個最低工資法後，學術界開始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探討實施最低工資的政策效應。傳統的研究，着手於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的分析。從需求的角度來看，設立最低工資，會導致僱主成本增加，從而僱主可能削減僱員，或者傾向於僱用有經驗的熟練員工，這都會降低沒有經驗的新手或者低技能求職者的入職機會，導致失業率上升。這時，如果有人願意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還會出現勞工黑市，這種情況下，設立最低工資反而減低了對勞工的保障。 從供給的角度來看，薪酬因為設立最低工資而上升，有利於提升失業人士的工作意欲，鼓勵就業。綜合考慮，到底最低工資會減少就業還是增加就業呢？經濟學界經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基本結論是，最低工資對就業有負面影響，實施最低工資將減低弱勢社群就業。 大多研究指對就業影響負面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兩位著名經濟學家卡德（David Card）和克魯格（Alan Krueger）的研究，對這一結論提出挑戰。他們認為前人的研究方法有缺陷，因此最低工資會減低弱勢社群就業的結論十分脆弱。通過一系列新的研究，他們的結論是，增加最低工資後，青少年的失業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有輕微減少。不過，他們這一系列文章，很快遭到很多學者的反駁，其結論因為方法學上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經濟學界的廣泛認可。 二○○七年一月，ＮＢＥＲ的一份研究，對最低工資研究領域的文獻做了一個較全面的回顧。這份研究的兩位作者（David Neumark和William Wascher），對最低工資研究領域的一百零二篇相關文獻，進行了總結。他們發現，近三分之二的文章一致認為，實施最低工資，對就業會產生負面影響，只有八篇文章一致認為，最低工資會對就業產生正面影響。他們還挑出了最具說服力的三十三篇文章進行研究，其中二十八篇（百分之八十五）文章表明，最低工資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尤其是對那些低技能的弱勢社群，這種負面影響尤其明顯。這兩位作者指出，因為目前的研究多採用較短時間的數據，而非一個較長時期的面板數據，因此尚不足以生成令人信服的結論。 不容易得出客觀結論 另外，此類研究的另一困難在於，不易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得出客觀結論。比如，在經濟擴充期提高最低工資，發現失業率下降，但並不能因此得出結論：提高最低工資能減少失業。因為若沒有提高最低工資，經濟復甦也許能增加十萬個就業機會，但提高了最低工資，可能導致只增加了五萬個就業機會。雖然表面上就業率都得到了提升，但實際上就業主要受惠於經濟復甦，而不是提高最低工資。 相比較而言，香港這方面的類似研究很少。那麼，本港應否實施最低工資？這已經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而變成一個政治問題，筆者相信，政治的因素超過經濟因素。在制訂政策前，政策制訂者應權衡利弊，分析政策實施對勞動力市場不同群體的影響，尤其是少數的弱勢社群，做好成本收益分析，才決定要不要實行，什麼時候實行，怎麼實行（最低工資的標準是多少）。不過，最低工資並不能解決無良僱主問題，比如餐飲行業欠薪、欠ＭＰＦ的諸多問題。關鍵還是要靠立法和執法提高無良僱主成本，從而對無良僱主的行為產生阻礙作用。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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