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2012-02-28 國是港事 A33
金融中心自強 張仁良鄭毓盛曾澍基 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課題組
2008年美國《時代》周刊一篇文章創造了新的名詞「紐倫港」（Nylonkong），把香港、紐約和倫敦視為當今最重要的三個城市，反映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受到全球的注視。
壯大金融中心 關鍵實力時機
香港的金融發展得到這樣的重視，其實也是近幾年才出現，恐怕在本世紀初沒多少人能夠預料到。綜觀全球金融的發展歷史，過去很多中心的崛起都與其所在國家或區域強大的實體經濟相關，但隨着資金跨國流動的增加以及資訊科技的提升，一個城市即使不是位於經濟強國之內，也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關鍵在於能否準確把握時機。
17世紀到18世紀初的阿姆斯特丹，正是憑藉荷蘭強大的航運貿易發展成為世界融資中心。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作為世界工廠和工業革命的領導者，擁有雄厚產業基礎和巨額貿易盈餘，倫敦憑藉國內經濟實力，成為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鎊在金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也扮演着世界貨幣的角色。
倫敦奠定地位以後，由於金融業的集聚效應強，形成規模效應，中心一旦形成，交易業務就會有很大慣性，在既有地點進行。除非有劇烈的環境變遷或強大的外力衝擊，其他城市就不容易跟它競爭。1870年代左右，美國經濟實力已經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一，但倫敦仍能維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次大戰促使紐約從美國國內金融中心向國際金融中心的轉變。戰爭期間美國向同盟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援助，戰後更發展為最大債權國。美元開始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紐約金融中心的地位迅速提高。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的工業產出達世界總量的二分之一，對外貿易則為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黃金儲備佔全球總量超過一半，經濟霸主地位無他國能及。
美國政府進行了大量海外援助，銀行和工業公司在多國拓展相關業務。紐約的貨幣、資本市場起到愈來愈重要的作用，雲集眾多國內外金融機構，終於取得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藉發展美元離岸中心 倫敦復興
強大的經濟實力有利於造就金融中心。然而，倫敦在二次大戰後的復興說明，一個城市能否把握關鍵時機同樣重要。1950年代後期，美國限制商業銀行本地存款的利息，英國利用這機會開放市場，使大量美元流向倫敦，開啟了美元的離岸交易，即所謂「歐洲美元」（Eurodollar）市場。
到了1964年，美國政府開始對本國居民購買外國長期債券所得利息及其他收益徵收利息平減稅（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以防止資金外流，避免國際收支赤字持續增加。並於1965年和1972年分別頒布了《外國信貸與交易法》（Foreign
Credit and Exchange Act）及《外國直接投資限制計劃》（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straint
Program），旨在對國際資本流動進行管制。
1977年和1979年，美國先後對銀行活期存款實施法定準備金要求和規定定期存款利率的上限。國內銀行等金融機構為規避管制只好尋求海外發展。
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的謹慎態度，英國對外滙採取了寬鬆政策，加之法律規定不能利用英鎊承兌票據為第三方交易融資，國內金融機構轉而利用外國資金（主要是美元）開展業務。隨着大批美國及其他外國銀行的進駐，倫敦的銀行數目在1970年代初已高居世界第一，歐洲美元市場也迅速壯大。
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石油危機期間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美元注入倫敦，進一步擴充了歐洲美元的規模。在英國和英鎊衰落的情況下，倫敦仍然能夠憑藉自身的金融人才、技術優勢，利用美元的強勢地位，牢牢把握黃金機遇，發展成為美元離岸業務中心，成功實現自身世界金融中心的復興。
亞洲勢頭良好 香港可追紐倫
日本經濟於二次大戰後的發展也造就了東京金融中心的興起。在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日本經濟保持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長，年均增長率接近10%；在1968年就開始轉為淨債權國，在1985年更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實際上，進入八十年代，就市場參與者的數量、交易規模以及金融商品種類來說，東京已經能夠同紐約、倫敦媲美，共同組成世界三大主要金融中心。
1980年代前後，在經濟全球化大勢之下，各國陸續減少資本管制，資金流動趨向自由化；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產生各種對冲風險的需要，由此引發金融創新，大量新型投資產品出現。金融業愈來愈偏離傳統的融資功能，並被視為本身創造價值的服務，而這種服務又不一定要在經濟實體最強大的國家進行。這一切為很多城市帶來發展機會，競相擴展金融業，金融中心的競爭就愈趨劇烈。
由於金融業已相當多元化，各個中心亦有所分工，各有側重。一些中心整體實力不是很大，但在個別分行業卻能躋身前十名。紐約和倫敦的金融中心，由於集聚效應和交易慣性，保持了高度的競爭力。
最新的環球金融業情況，從廣受關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GFCI）」的結果可以看到一個基本圖像。2007年以來，Z/Yen
Group每年3月和9月發布這個指數，通過因數評價模型對全球金融中心進行排名。
模型由兩類評價構建，一類是涵蓋79項客觀資料的14項金融中心競爭力指標，包括人才與人文環境、市場需求、決定市場供給的因素、制度與政策環境等；另一類是由網上問卷調查資料形成的金融中心主觀評價。
通過分析截至2011年9月主要評分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最近幾年，亞洲金融中心整體發展勢頭良好、GFCI評分出現跨越式增長，其中香港和新加坡更屬異軍突起。上海雖然起點較低，近三年升勢凌厲，去年已超過東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下半年以後，香港的GFCI評分已經趕上倫敦、紐約（差距在統計誤差範圍之內）。
英美受挫 港宜藉內地發威
行業分類指數方面，倫敦在資產管理、政府監管、專業服務、財富管理/私人銀行上都居於首位，紐約的銀行業領先其他中心，而亞洲金融中心則在保險業和銀行業上處於重要位置。香港在各行業部門都名列前茅，尤其在保險業上獨佔鰲頭。
回顧歷史，當年倫敦看準美國的各種管制，抓住機會，發展美元離岸巿場，實現了金融中心的復興。今天紐約和倫敦因受金融海嘯打擊，全球對金融業的發展正作出反省與檢討。另一邊廂，中國展現了長期高速增長的勢頭，人民幣在國際的認受性不斷提高，勢必孕育多個新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保持了獨立的經濟體制，與內地維持相對隔離關係。
中國對開放金融部門，態度小心謹慎的，沒有大開門戶，因此給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巿場帶來機遇。香港能否以新的視野，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推上更高峰，將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實踐。
（「香港金融中心在中國發展的角色」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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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研究隊伍以「香港金融中心在中國發展的角色」為課題，獲得了港府研究資助局的撥款，作為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Strateg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項目。該項目的部分研究成果將會以一系列文章刊出。研究組成員包括︰張仁良、鄭毓盛和曾澍基三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