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新聞報道指有政府外判項目的承辦商以遠低於市場薪酬，聘用非技術僱員；例如一些清潔工人月薪少於港幣三千元。而政府的外判項目基本上有一定預算；顯而易見，作為中介人的承辦商吞掉了其中的暴利。可見中介人的貪婪造成了今天許多非技術勞工被剝削的悲慘境地。

筆者認為，被剝削工人所從事的政府外判工程的質量實在堪慮。試問我們怎能期望那些收入少得可憐的工人，會全心全意地為承辦商工作呢？因此，政府在外判服務時必須確保兩點：第一，挑選承辦商的過程必須完全公平（依靠市場競爭機制），不帶任何徇私偏袒。

其次，為了避免出現以上提及的剝削情況，政府應該更加嚴格地控制外判服務的質量，以質量來迫使承辦商提高非技術工人的薪金。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建立與勞工之間的溝通渠道，確保政府最近發出的指引（政府外判合約非技術工人的薪金、工時及工作日數不能低於市場同類工人待遇，清潔工月薪五千零三十元等），被有效執行。

毋庸置疑，香港經濟正在逐步好轉。然而，我們的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上個月為百分之七點二）。雖然總體的就業情況在改善，但是失業率的下跌速度很慢（甚至在過去兩個月中保持不變），因為愈來愈多人外出找工作，使就業市場的基數愈來愈大。

當然部份勞工市場的就業情況有明顯改善，例如白領員工市場，一些本地英文報紙中，愈來愈多招聘廣告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在非技術勞工市場，情況並非如此。這種由於非技術勞工的供應過剩，而產生的剝削是令人關注的，而這種情況可能維持一段時間。

我們應該如何保護這班非技術勞工的利益呢？有人提出要政府設定最低工資系統來保障非技術勞工，然而這一政策會對勞工市場產生一系列長遠的影響。

首先，在失業率不太樂觀的情況下，黑市勞工可能會應聲而起。如果有人願意接受薪金少於最低工資的活，那他只能非法地從事此項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設立最低工資並不能對他們提供任何保障，甚至基本的勞工法例也將不可以保障他們。

其次，私有公司會在聘請沒有經驗的初級員工時斟酌再三，因為薪金不可以調整到最低工資以下，他們會更傾向於僱用有經驗的員工。僱傭者不能根據勞工的供求情況，對工資進行任意調節，一方面會減弱他們創造新就業機會的動力，另一方面也不利於新手就業，失業情況難以好轉。再者，私有企業在進行業務擴張的時候，也會更加謹慎，因為拓展業務的成本相對提高了。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最低工資制度不僅無助於解決失業問題，而且還會令其加重。例如，在全球一體化的大環境下，美國將許多高科技研發的工作轉移到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例如印度。同樣的情況已經在香港發生（某些香港公司已經將一些後勤工序北移），我們如何與一個供應充沛、工資結構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競爭？

筆者理解保護弱勢群體對社會來說有多重要，但是如果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是依賴在一種對經濟產生長遠影響的政策，這種方法就值得斟酌了。立法者須三思而後行，畢竟你們所面對的是整個社群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