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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穩定的政治環境。因為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往往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提高投資者的投資風險。九七之後，港人見證了一系列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震動，此番經歷是值得人深思的。筆者認為本港有需要改善公共部門的管治體系，從而進一步提升港人對政府的信心（此乃「問責制」的最初目的，然而其實施的有效性實在令人質疑）。
去年七月一日，我們見識到了五十萬港人上街遊行。自此之後，關於香港政治體制改革的爭論愈演愈烈。隨着最近的「名嘴封咪」事件，此種爭論更達到了白熱化階段。細觀爭辯的內容，其中不乏針對時弊的論點和頗具建設性的提議，然而純粹的人身攻擊也不少。顯而易見，這些「對人不對事」的言論，對整件事情的良性發展起不到推動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民分化，製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香港的特殊歷史背景，造就了今日的多元文化和高度言論自由。敢言是我們的傳統，然而非理性的爭論卻不是我們欲見到的。筆者認為現時的政治體制需要改進，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重塑港人信心的管治體制。究竟甚麼樣的制度才可以達到目的？○七/○八年的普選真能解決香港現時的問題嗎？如果不能的話，那我們又能做些甚麼呢？雖然現時的政府並不是由直接選舉產生，但是它也需要民眾的支持來有效地施政。如何增進政府和立法會間的溝通，以及提高立法會的素質才是當務之急。
長期而言，我們更需要認真考慮如何加強港人與中央溝通的方式。由於本港的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內地經濟融合，我們需要更多的認識和了解內地，包括內地同胞的思想方法，他們的顧慮以及他們的經商模式。深入地互相了解對內地和香港都是必不可少的。
秉承傳統的中庸之道，港人既不想見到主要政黨不能與中央溝通，也不想見到「白色恐怖」的瀰漫。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筆者真心希望看到代表不同利益的各黨派之間的進一步溝通。就算政見不同但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共同的長期目標，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好的城市。我想引用我一個朋友──張炳良教授的說話「政治能令不可能變成可能」。本人非常希望聽到更多有建設性的討論，而不是非理性的爭辯。最終，希望看到一個具體的、被多方（包括中央政府）所接受的政改方案，從而改善本港的管治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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