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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流行這樣的俗語：「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如果從「禍從口出」的涵義詮釋，可用「慎言」體現其實質的告誡意義。這樣家喻戶曉的俗語，說來是有中國的史籍可考的。
最早見於《周易正義》：「禍從口出，患從口入。」提到「君子以慎言，節飲食。」後來由注家改為「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就傳為流行的口頭禪了。
孔老夫子教導學生是以「言傳身教」著於《論語》的，他很強調知人論世的學問，要求做學問要達到三知：「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按照文字釋義，「不知言」，指不知道怎樣以說話表達，是難以為人處世的。「言」當是代表語言文化，孔老夫子正是通過《論語》，把人生經驗傳授於學子的。
可是孔老夫子的「知言」，是有另一層考慮，史籍也記載這樣的一段文字：「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因而「金人三緘其口」流傳下來，被後世演繹以慎言為誡。
另有《道德指歸論》中《知者不言篇》更改為「得道之士，損聰棄明，不視不聽，若無見聞，閉口結舌，若不知言。君子之立……若盲若聾，無所聞見。」
一個省心修身的人，他所犯的過錯不一定是坑蒙拐騙之類的淫惡，往往是一些不為人知，不足掛齒的小陰私。不斷地滌除這些小陰私，他就會一天比一天高大起來。明代楊繼盛說：“或獨坐時，或深夜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他說得太好了。
古往今來，為了爭正義，辨是非，盡良知，多數志士仁人，正直的知識分子是不懼「禍從口出」，不考慮承擔不幸後果而堅持「知言」的。《紅樓夢》中提到賈寶玉對「文死諫、武死戰」有所腹誹，殊不知中國歷史上的諫言就是「知言」的體現，數不清的忠言進諫之士曾受盡刑罰冤屈仍不悔。例如明末的東林黨對國事阽危，宦官亂政不惜犧牲而向魏忠賢一干奸佞抗爭，釀成慘酷的東林黨禍而著於明史。迄於清代，大小的文字獄也都是出於「知言」被定為有罪，受到殺戮、刑罰的。到了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獨裁的年代，以言治罪清除「異己」。魯迅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曾受「白色恐怖」的威脅，憤怒地以「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毁可鎖骨，空留紙上聲」反映了當年的處境。四十年代於昆明，手無寸鐵、只能以「知言」聲討國民黨專制獨裁政府禍國殃民罪惡的李公樸、聞一多更遭到特務的殺害。鎮壓要求言論自由的倒行逆施遍及全國。
儘管血的教訓證明「知言」可導致禍端，但是為真理、為正義，志士仁人仍挺身而出不畏懲罰之禍。上世紀七十年代整個中國經過艱辛探索，卻爆發出一聲春雷，在全國展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討論，衝破了一切網羅而成為具有「一言興邦」的啟示，從而推動了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宏偉事業，開拓了新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通過上述真實歷史的紀錄，證明「慎言」的古訓雖為明哲保身者所崇奉，但不為憂國憂民、堅持真理正義者所盲從，因為慎言而形成「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會發展為違背良知的假話、謊話，泯滅了人性的本質，就變成後果嚴重的社會病態了。因此老作家巴金以痛悔的精神於垂暮之年寫了五卷隨筆來呼籲說真話以救治世道人心。著名的學者如季羨林、錢鍾書也秉良知大聲疾呼破除說假話謊話的虛偽風氣。雖然呼籲出於諄諄的熱忱，引起熱烈反應，但是如不能爭取到優良的政策和制度的建立，則「慎言」也仍會導致謹小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