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伙伴倡自強委員會的主席，我很想藉此機會分享本人關於社會企業在香港發展狀況的一些看法。社會企業在香港並不是一個新事物，只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社會企業和傳統商業企業的區別在於，社會企業有其社會使命，同時要具備可行、可持續的商業計劃，社會企業會將其所獲得利潤再投資到未來運作之中。

伙伴倡自強委員會在2007 年於扶貧委員會轄下設立，使命是通過建立社會企業為弱勢群體提供工作機會。

減少貧困不應該是簡單的派錢，而是要幫助貧困人士提升自身能力質素，使他們可以自力更生。伙伴倡自強的立意在於支持那些長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士通過在社會企業工作獲得自信，積累社會資本，最終使他們可以重返勞動市場。

我們希望，他們進而可以自食其力，不再需要綜援計劃的援助。

伙伴合作成效顯著

伙伴倡自強委員會在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的倡議下設立。

其時，唐先生從銷售自定車牌的收入中撥出1.5 億元用作社企發展基金，計劃用五年時間去資助非政府機構設立社會企業。

鑑於非政府機構可能不具備營商的專業技能，伙伴協作的想法便應運而生，旨在推動政府、非政府機構和商業組織之間的合作，促進社企項目的實施。伙伴倡自強委員會包括來自於非政府機構、商業組織和專業團體的專家，由他們來依據兩大標準審核非政府機構提交的商業計劃可行性，這兩大標準：一是看能否兩年之內在財務上實現自負盈虧，以至能夠可持續地發展，二是看可以創造多少職位。

委員會還建立了完整的程序和指引用以審核項目、面試申請者、為申請者提供建議、通過實地探訪和閱讀月度財務報告等，監察獲批後項目的運作過程。對於有問題的社會企業（例如:嚴重虧損），委員會設有專責小組去跟進。我們還為社會企業組織了分享交流會議，擴充他們的社會網絡。

此外，委員會還安排了一批商界和專業人士作為商業顧問為社會企業的經營提供建議。去年，委員會成功邀請香港浸會大學選派多組MBA 學生到社會企業，就改進其商業營運提供建議。

官僚作風欠靈活性

委員會雖然已在上述工作盡上最大的努力，但社會企業的發展依然有很廣闊的提升空間。我注意到有個別的申請機構在提出申請時，總能提供關於他們的協作夥伴或商業顧問的證明文件。

然而，這些協作關係或夥伴在商業計劃獲批進入執行階段後卻消失不見了。我也注意到因為理念的差異，非政府機構在和我們安排的商業顧問一起工作時存在困難，在非政府機構的思維中，難以將對社會企業的定位由服務提供者轉變為由盈利和服務共同驅動的組織。

對原創計劃嚴苛的官僚作風，也令計劃的落實階段僵化而欠缺靈活性。一些非政府機構將委員會的資助看作政府資助的補充，不能全心投入來讓這些項目真正發揮作用。

當我們實地考察這些社會企業時，會發現他們經常要經過數月才能注意到經營存在問題（比如虧損），但依然毫無對策，而類似問題在私人企業，只需一兩天就能找到解決方案。儘管從政府和民間組織（通過每年舉辦的社企高峰會）而言，在推動社會企業的概念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努力，儘管我感覺香港市民對社會企業的了解已經有所加深，但依然有很大努力空間進一步強化去提高社會對社會企業的認知。

在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下，有超過一百個社會企業項目，其中大約三分之一是成功的，可以依靠自身持續地發展下去，還有三分之一正在為生存而奮鬥。剩餘的三分之一則需要大大的鞭策。想像一下，如果非政府機構能夠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來提供服務，商業企業在日常營運中能夠更多地考慮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才是我心目中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我在伙伴倡自強委員會的任期會在年中屆滿， 我深信委員會會繼續用嚴謹的準則，更加努力地去扶助香港社企的發展。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張仁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