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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仁良 |
2005-10-31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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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的人口結構正面臨日趨嚴重的老化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那麽人口老化究竟對香港的將來帶來什麽影響？我們又該如何應對人口老化過程中的一系列潛在問題呢？近來，筆者偶然讀到了滙豐銀行集團就全球人口老化問題所發布的一篇報告，深感這一問題似乎不僅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而且也為香港帶來了很多啟示。
據統計資料顯示，在歐洲和美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由一九○○年的四十七歲上升到目前的七十七歲。由於醫療技術的發展將令人們更長壽，預期這一數字還將以每十年二點五歲的速度增長；到二○五○年，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將升至九十歲；這些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卻在不斷下降。在日本，這一問題也十分突出，在過去數年中已經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但是，這一現象並非僅存在於日本，其他發達國家也須面對。 老年人口數量的不斷上升和年輕人口的不斷下降將衍生出其他的問題。在香港，政府更預期，到二○三○年將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達六十五歲。 回報四分一屬行政成本 對整個社會來說，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就業人口的比重下降。在未來的五十年內，就業人口與老年人口的比例將從四點五下降至二點二。換句話說，在五十年時間內，能供養每一位長者的就業人口數量將縮減至二點二人。因此，人口老化的問題將使社會結構和公共服務發生變化。面對這個問題，長期的解決方法當然是鼓勵多生養小孩，而短期的解決方法則可以延遲退休年齡，大家可能要多工作數年才可以退休。 隨著人口老化的日趨嚴重，政府將不得不增加其在建立社會養老金體系方面的開支。例如，預期到二○五○年，加拿大政府用於公共養老金的開支佔ＧＤＰ比例將從目前的百分之五點一增加至百分之十三；在法國，這一比重將增至接近百分之二十的水平。政府還要面對就業人口日趨下降的問題，因為就業人口的減少將直接導致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 因此，關鍵的問題是，這些增加用於公共養老金體系的開支從何而來呢？顯然，如果公共財政這整塊蛋糕本身的大小沒有增加（甚至可能減小），那麽一部分開支比例的增大，必然意味着政府在其他政策領域的支出將有所減少。這將導致兩種可能：一、政府一定要加稅來支撑這部分持續增長，用於緩解人口老化問題的公共開支；二、減少老年人口所能享受的社會福利或者減少其他公共開支。這兩種選擇都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 一個完善的全民退休保障體制，離不開三大支柱的支撑：公共養老金保障體系，社會安全網以及自願性的個人儲蓄。在二○○○年，香港引入了強制性公積金計劃（ＭＰＦ），旨在強制人們儲蓄。從二○○一年至二○○五年，ＭＰＦ的平均年回報率為百分之四，每年的管理費假設為投資收益的百分之一；因此，我們投資回報的百分之二十五要支付給管理機構─即使該基金虧損的時候，我們也同樣要支付管理費。 另一個有意思的特徵是，通常那些緊貼指數基金和貨幣市場基金都應該徵收很少的管理費，因為前者只是在仿製市場指數的投資表現而後者則等同於銀行存款。那麽我們為什麽必須支付如此高額的管理費呢？有人提出，這是因為運營該基金不存在規模效應，基金規模小所以管理成本很高。但是，時至今日，這項計劃已經實施近五年之久，管理的資金也累積了不少，這些藉口恐怕很難再成立了。 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途徑，是一方面應該允許我們有更多的選擇餘地，另一方面則應該要求基金管理機構在成本結構上增加透明度。 筆者也曾聽到過一些爭論說允許僱員有更多的選擇反而會使他們更加困擾。在筆者看來，僱主應該承擔起為僱員提供資訊和更多選擇的責任，需要與否則應取決於僱員。因此，有關的政府官員目前應該考慮的是，如何進一步修改強積金計劃，以使其資金的運用更加行之有效！ 對藥物需求甚於食物 作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第二個支柱，如何才能提供一個既適合香港人又能讓他們支付得起的醫療保障體系呢？日後，我們對藥物的需求甚至比對食物還多。因此，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私人部門應更多的參與醫療保障的融資。比如，政府可以鼓勵（或強制）人們在醫療保險計劃中儲蓄；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個既能夠保持較高的服務水準，又能讓人們支付得起；既能確保社會分配的公平性，同時又真正行之有效的保障體系，對於香港來說，哪一種才是最適當的模式呢？這並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但又確實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 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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